很显然，在我们研究史前农业为什么起源这种问题时，我们所讨论的文化和考古学文化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中的文化是功能的，或者是说是适应的，它是人类适应环境的手段与策略。于是，在这个概念框架中，我们要研究文化的发展过程、解释文化变化的原因、探讨文化变化的机制。与之相应，考古学家的研究对象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局限于遗物与遗迹的形制特征（form），而开始注意功能（function）与过程（process）。所以他们不断引入科学技术手段来确定器物的功能、遗址居留的时间长度与季节、遗址周边的资源分布状况等等，他们发展民族考古学与实验考古学等“中程研究”来协助考古学家了解考古遗存的形成过程，他们还努力建立考古学理论，寻求文化发展的规律。这是过程考古学或者说新考古学所研究的文化，显然它不同于在文化历史框架中的“考古学文化”。

　　过程考古学是把文化放在进化论与生态学的背景中研究的，文化在生态系统与众多的要素（或称子系统）相互关联，呈现出多样的发展路径（多线进化）。这里所说的文化范围可以很大，大到区域的研究；也可以很小，只研究某个遗址。它可能包括若干的考古学文化，也可能是某个考古学文化的一个部分。有时它甚至能和一个考古学文化相对应。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考古学文化在其分布区域中往往代表的可能不只是一种适应方式。最根本的问题还不在这里，以考古学文化为中心的研究关注文化谱系的建立，只收集相关的考古材料。就像造自行车的零件很难用来造汽车一样，以分类描述为中心写成的考古报告用于研究文化生态、文化适应变迁的时候，常常会感到信息缺乏。

　　考古学还在发展之中，当后过程考古学出现之后，文化的含义又发生了变化。后过程考古学家也研究文化，他们将之视为变化的动因，而非是被动的适应；人利用文化改造环境、改造人的体质、改造人的社会或者说人以之创造自我。文化是行动（action）而不是活动（activity）；文化是风格而不是功能；文化是人们千奇百怪的经验，而不是可以通约的因子。由此后过程考古学家侧重研究文化的意义（meaning），打个比方，现在有一群人坐在一起喝咖啡，然后他们留下东西离开了。研究文化史的考古学家过来后，他们会特别关注器物组合特征，研究它们的时空属性，究竟属于什么时代的东西，和周边地区相比它们有什么特点。过程考古学家过来后，他们特别关注整个遗存的分布，究竟这里发生了什么？他们会做杯子的残留物分析、做杯子的来源地分析、器物分布的空间分析，如此等等，他们要解释这些遗存是怎么废弃的？怎么保存下来的？活动发生的时间？发生活动的性质等。而后过程考古学家更关心喝咖啡这个活动的意义，它在当时的时代意味着什么？它和当时社会哪些活动有关？它能说明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如此等等。不难看出，这三种研究关注的方面不一样，虽然它们都以文化作为研究对象。无疑，这三种研究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化史的研究往往是基础，过程考古学的研究是一次拓展，后过程考古学在此基础上再次进行了拓展。